我国生物安全刑事立法存在过度强化预防性刑法、刑事法网尚未严密与体系定位尚未明晰等问题.出于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的需求,生物安全刑事治理应遵循适度预防、分类规制与体系保护的立场.生物安全法益系复合法益,涵盖个体法益、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三个方面.作为复合法益构成的各个法益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内部关联性,与个体生命健康安全直接相关的法益决定生物安全法益的根基.生物安全刑事治理体系的建构应以生物安全法益为指引.在刑法外部体系上,应消除刑法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前置法之间的规范抵牾;在刑法内部体系上,宜采取＂集中为主,分散补强＂的立法模式,并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类型予以分层规制.对于主要侵害国家安全法益的生物犯罪,倚重举动犯的规制逻辑;对于主要侵害公共安全法益或社会管理秩序法益的生物犯罪,倚重抽象危险犯或具体危险犯的规制逻辑;对于主要侵害个体法益的生物犯罪,倚重情节犯或结果犯的规制逻辑.